追忆与李家治先生相识的日子 

——谨以此文怀念我崇敬的良师益友大家李家治先生 

　　2017年2月18日上午9点40分，我收到了上海博物馆夏君定先生的短信，“李家治先生于2017年2月18日凌晨3:28分平稳安详地离开了我们，李先生一路走好！”。闻此噩耗，我傻傻地伫立在书房的窗前，心情十分沉重！二天前，我去上海夏老师工作室，与夏老师谈起李家治先生的近况，我表示希望能去医院看看他！夏老师告知，李先生久住医院已不见客。我们俩还一起为先生长寿祈祷！不想这一期望却成了永久的怀念！ 

　　我记得与李家治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87年的秋天。是李国桢先生和郭演仪先生陪同我去上海长宁区定西路1295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实验室李先生的办公室。当时，我在杭州瓷厂工作，任该厂长并兼任南宋官窑研究所所长。李国桢先生和郭演仪先生是我们聘请的顾问。去拜见李先生是因为我们当时在仿制生产南宋官窑瓷，有一些郊坛下窑的标本需要硅所测试。郭演仪先生把我及我们厂的情况向李先生作了详细的介绍。李先生见到我非常高兴，不但十分愿意与我们合作，而且还答应择时去工厂看看。并表示任何时候都欢迎我去做实验。李家治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这位已闻名海内外的大专家对年青人关爱有加，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记得那天，我还在郭老师的引领下拜见了陈显球先生和张福康先生。从此，每当我有关于古陶瓷研究的课题求教，需要实验室做测试、分析，李先生总是谆谆教诲，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帮助安排检测。我与上硅所的老专家、老先生们也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良师 

　　与李家治先生相识是我一生中的荣幸。李先生永远是我的好师长。 

　　1990年我离开杭州瓷厂到浙江大学材料系读陈全庆老师的研究生。由于学科关系，浙江大学材料系常请李家治先生来校讲校。一天，李家治先生来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系里碰到了我和陈老师，他很高兴，十分热情地询问我的研究方向。我向他汇报说：我的研究生论文的题目是《宋代青瓷研究》，着重于对南宋官窑、龙泉窑和汝窑的科学技术研究。我还告诉他，带我做研究生论文的老师还有李国桢先生。这是陈老师为我特聘的导师。我的论文题目还是李国桢先生出的题。他连连说好！好！好！这个题目好！当时我尚不知，陈老师与李先生亦是老友，且当时陈老师的学术研究方向与李先生十分相近。不但如此，二位先生从事研究的学术经历也十分相似。陈老师与李先生都曾受浙江省轻工业厅的委托，一起承担了恢复浙江龙泉窑青瓷生产的研究工作。这样算来，二位先生相识时正值年青时代。后陈老师因学校学科调整需要而转向研究玻璃。着重于红外光纤、超导材料等。陈老师带我做古陶瓷研究，也许是不舍陶瓷之情缘吧！看我和李先生如此熟悉，她自然非常高兴，当时便提议，答辩时请李先生做答辩委员会主席。李先生欣然答应。并补充说，你是陈全庆老师和李国桢老师的门生，当然也是我的学生，我理应尽力而为。 

　　1993年新春，我的研究生论文已成初稿，陈老师遵咐我去一趟上海，送论文给李老师审阅。过完元霄节，我便特地送论文去硅所请交李老师。李老师十分认真地看了我论文的目录、提要和结论，并较致细地翻看了论文附后的参考文献，笑呵呵地问道：“你电子显微镜的数据是在北京电镜室做的吗？”我说，“是的，是陈老师介绍去做的。”他又说，“你论文中关于青瓷铁元素着色机理分析的穆斯堡尔谱分析实验是在北京钢铁学院物理实验室做的吗？”我答：“是的，是李国桢先生介绍我找李文超教授做的。”“好啊！理念和手段都非常先进，是一篇很有深度、很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听到李先生的肯定，让我一直悬着的心落地了。五月份下旬，我的论文答辩如愿请到了李家治先生，同时还有硅所的郭演仪先生、浙江文物考古所的朱伯谦先生、浙江美术学院的邓白先生和浙江轻工厅的劳法盛先生。加上我的导师陈全庆先生和李国桢先生。李家治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现在看来这个答辩委员会的专家是够豪华的。专家们对论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李家治先生认为，这个课题选得很有意义，目前国内尚未有系统研究的报道，与考古部门合作并运用先进的电镜和穆斯堡尔设备进行材料学和工艺学的研究，研究思路非常好，论文的水来达到了（当时）国内外关于宋代青瓷科技研究的最高水平。最后给我打了96分的极点高分。当然，我明白，老师们的赞扬和高分是对年青学生的鼓励。我更明白，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二位导师的倾力培育、心血浇灌是分不开的。 

　　益友 

　　与李先生交往多了，我也就不那么拘束了。每次我去上海都会抽空去看看李先生。李先生来杭州参加相关会议，也会抽空找我聊聊！我研究生毕业后去了浙江省博物馆工作，主要从事古陶瓷研究，对浙江地区的古陶瓷窑址，大多参与了一些工作。特别是近年来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发掘的杭州老虎洞窑址，我应杜正贤先生之邀，参与了对该遗址的原料、工艺及相关研究。这样，我们之间就有了许多交流的话题。 

　　记得有一次我去所里看他，他告诉我，他们想建一小窑烧制南宋官窑、龙泉青瓷，能否让我提供一些仿制南宋官窑和龙泉窑坯料。我说，这没有问题，尽管当时我已离开了工厂，但厂家我熟，我可以代为联系。他还与我讨论了有关仿制南宋官窑青瓷的一些技术问题。李先生对恢复南宋官窑工艺技术非常有信心。他对我说，他想着重在青瓷釉上做工作，让釉色和釉面质感达到南宋官窑的最佳水平。我敬佩李先生的智慧。但我也提出了自已的意见，我的经验是：如果要仿制名窑名瓷，一定要用当地的原材料配制胎与釉，不然，它的精、神、气总会差一点。如：八十年，江苏宜兴曾用宜兴的原料和全国各地的原料配方仿制“龙泉青瓷”用作出口创汇。运用的胎、釉配方体系非常复杂。但与龙泉原产地的青瓷一比便真假分明。而龙泉青瓷用的胎、釉配方体系却非常简单，关键是用了原产地的原材料。他频频点头表示赞成。我在李先生面前讲话，有时也会忘了辈份，似乎好友闲聊，不像学生向老师汇报工作。李先生也从不摆架子。这点，我在硅所是特别有感触的，因为，我碰到的李先生和郭演仪先生都是这样的谦谦君子。不久，小窑点火了，烧制出来的青瓷产品釉色很美！李先生给它取名为“科窑”，“科窑”的产品还曾作为古陶瓷国际会议的礼品，获得广泛的好评，这也是李先生晚年感到欣慰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简论官哥二窑》一书是李先生晚年的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在撰写这本书时李先生已八十多岁，几次到杭州实地考察老虎洞窑址和郊坛下窑址。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将文献考古、田野考古发掘和科技研究的手段综合在起来，文理结合，学科交叉，多角度探讨了我国陶瓷史上最著名的宋代官、哥二窑。写这样的著作很难，她要求作者不但有广博的基础知识，更要有考古学、材料学、陶瓷工艺学等跨学科的专业知识，且必须掌握第一手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还要深入浅出，让不同学科和不同知识结构的人能读懂读通。这不是一般作者所能为的。为此，李先生多次到杭州窑址实地考察，并参加考古部门召开的学术会议。一次，李先生到了杭州，拿了一篇刚发表的论文送给我，他告诉我说，杭州老虎洞的元代层标本经测试分析，与故宫提供的传世哥窑非常接近，根据研究结果可以认定，“哥窑”的窑址可能就是老虎洞窑址，进而推论，元代地层发现的青瓷就是“传世哥窑”。他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真地读了这篇文章，我发现，他测试的其中一片关键的标本我以前曾在一位收藏家那儿见过，从外观上看，这片标本与故宫的传世哥窑还是有区别的。我知道这一标本并非是考古发掘部门提供的。我个人的观点并不同意老虎洞元代层青瓷是“传世哥窑”的推断，我的研究结论是，元代老虎洞地层的青瓷是元代工匠仿制“南宋官窑”的产物，它与历史上的宋代“哥窑”毫无关系。在考古界和古陶瓷界，对老虎洞元代层青瓷的定性研究，在学术上一直是有较大争议的。但此时，我很难向李先生表达我的观点，李先生看我似乎有为难情绪，十分和蔼地说，：小周，没有关系，学术上没有师长，只有真理，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不用客气。李先生的这番话让我很感动，一个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大专家，对学术的态度如此严谨、认真，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又如此地尊重，面对后辈还如此地谦逊。这是一种高人的风格，这是一种伟人的气度，李先生的人格魅力让人敬仰！ 

　　大家 

　　李家治先生一生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淡泊名利、光明磊落、大气谦和，他是老一辈科学家的典型代表。李先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风格是有口皆碑的。有几件事让我终身难忘。 

　　记得1998年，我在浙江省博物馆工作，浙博在杭州举办了一次“1998龙泉窑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主办方的研究人员，我有一篇论文作为大会的主旨论文宣读，论文的题目是：《龙泉窑青瓷釉的再认识》，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二个学术观点：第一，古陶瓷科技界提出的中国古代青瓷釉基本上可归为“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二类，陶瓷考古界又将这二个词作为关键词频频使用。我认为关于“石灰釉”和“石灰碱釉”的命名是不科学的；第二，考古界根据科技界专家提出的论点推断出：南宋以前的青瓷属“石灰釉”，釉面薄，呈色与质感差；南宋以后的青瓷属“石灰碱釉”，釉面厚，呈色好，玉质感强。我认为这个用“石灰釉”和“石灰碱釉”来断代的观点很荒谬，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我测试的结果是老虎洞窑址和郊坛下窑址出土的最漂亮的南宋官窑青瓷标本都属“石灰釉”，氧化钙的含量一般都大于8%。而龙泉青瓷真正属“石灰碱釉”的要到元代以后。并非是南宋。这篇论文的锋芒太露了，文中又颠覆了一些传统经典的学术观点，而我又是一位文博考古界资历尚浅的无名小辈，所以，文章写成后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诚惶诚恐。当时，我想到了李老师和郭老师。在开会前一周，我用挂号信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李家治老师和郭演仪老师。收到信的当天下午，李家治老师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三点意见：1、简述了“石灰釉”与“石灰碱釉”提出的时代背景，并明确告知，他的研究团队早已不在论文中引用“石灰釉”和“石灰碱釉”这样的称谓了。2、完全同意我论文的学术观点，可以大胆作大会宣讲；3、考古界的结论引申是有问题的。我接到这个电话后喜不自胜。李先生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让我最终下定决心，铤而走险一回！不出所料，大会上，我的论文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位台湾的学者在大会上就高喊：“小青年，你提出的观点我反对，我建议你会后去上海拜拜李家治先生吧，他会给你指导的。”我底气十足地大声回答道：“报告这位先生，这篇论文李先生知道。是他批的作业。”当时那情景，现在想起来还后怕。那天若不是大会学术主席汪庆正老师站出来我帮圆场，我不知道如何从讲坛上下来了。这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忘！一个好的老师，恰是用一种学术人格来影响着他的学生们。真的大家，不单纯在将自己的知识讲解给学生，而且将一种人格一并传授下去，这兴许是“师之所存，道之所存”的原因吧。 

　　第二件事，是用先生崇高的人格影响了我一辈子。1995年7月，国内某大学学报发了一篇题为《中国瓷器的起源》的文章，文章（摘要）认为：“中国瓷器的发明年代及发源地，多年来一直是中外陶瓷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有的从考古学角度进行探索，有的用现代科学对古陶瓷及烧造工艺进行研究，都存在不够全面之弊．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全国古窑址的深入调查和多片古陶瓷片的化验证实，综合研究了陶瓷考古、陶瓷工艺、陶瓷科学，得到了以下结论：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瓷器是青瓷，青瓷又是从釉陶发展过来的：我国由陶向瓷的演变过程在汉代完成，真正的青瓷瓷器起源于1800年前的东汉；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最早烧制成功的青瓷产地是浙江省的上虞市小仙坛和帐子山一带。”这是一个上世纪完成的中国陶瓷考古领域最伟大的学术成果。据我所知，这项工作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由考古界和科技界合作科研所取得的一项划时代的成就。而以李家治先生为代表的科研团队应该是该项目的主要研究者。但该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把这一成果的真正参与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和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写入，更没有把主要的参与人：以朱伯谦和李家治先生为首的考古和科研团队写入。更有趣的是，15年后的2008年6月，某学院的学报上又发表了一篇同一作者用相同题目、相同摘要和相同结论的学术文章。二年后，该作者根据这二篇论文向省和国家有关部门申报并获取了多项大奖，还被获颁浙江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这是一件明显存在学术不端、弄虚作假、伪造成果并严重侵权的学术冤案。为此，浙江省考古所专家曾为此提出严重的抗议。一次，李先生来杭州开会，我曾把此事大致向李家治先生作了情况汇报。李先生听完后只是淡淡一笑，说了一句话，“这位老兄我了解，让他去吧！”好象此事全然与他无关。如此重大的事，却被他轻轻放下了！是啊！大家有大气度，何必与小人计较！这事让我受益终生！